贾樟柯:江湖上的大哥都是文艺青年

9月5日,山西太原,贾樟柯携新作《江湖儿女》及影片中的演员举行发布会,介绍电影的创作历程。《江湖儿女》是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唯一入围的华语片,讲述了在2001年的山西塞外,一对恋人之间错综复杂,横跨15年的犯罪爱情故事。记者 韦亮 摄 资料图:贾樟柯携新作《江湖儿女》及影片中的演员举行发布会,介绍电影的创作历程。记者 韦亮 摄

  “我告诉自己不要

  写那种想象中的江湖人”

  我觉得是中国各行各业都是处在一个自嗨的舒适圈。文化建设那么多年,没有进入到一个应该有的维度,还在原地打转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隗延章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工作室内摆着关公像,《江湖儿女》中,也出现了关公像。关公对你意味着什么?

  贾樟柯:关公是山西人,山西是我的故乡。在山西的文化里,关公文化很重要,所谓忠、义、勇,义是山西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而且,关公文化是江湖文化的核心,(适合)表现江湖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《江湖儿女》中,斌哥出狱的时候,没有马仔来看他,是否意味着他们此前的情感是虚假的?

  贾樟柯:时代变了。跟着大哥吃饭,大哥有钱就跟着混;大哥倒了,经济效益不好,就散了,这跟过去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原则不太一样。大家各有所忙,可能都跟了新的大哥了,不方便去见他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斌哥辉煌的阶段,他和兄弟的情谊是一种什么感情?

  贾樟柯: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,希望写扎根在日常生活的江湖世界,而不是想象中离奇的江湖。中国社会所谓的江湖大哥,是不知不觉就变成大哥了。他们并没有香港电影或者港台江湖的那种传承,不用拜师傅,不用递投名状,也没有什么帮规约束。最初,比如说,一个工厂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帮派,可能一条街道成就一个大哥,或者一个事件也成就一拨人。连接他们的纽带是什么?斌哥那个年代应该是传统的情谊,但也开始有物质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混杂在一起了。

  贾樟柯:斌哥已经不是老派的、纯粹的、完全没有经济纠葛的状态了。他已经开始帮人铲事儿,跟二勇哥收点港币,已经是这种混杂的情况。越往后发展,可能就是连过去那种混杂都逐渐没有了。现在你去山西的话,都是明码标价帮你打架。我们经常听到一个笑话,两个人打起来了,一打电话来了两拨人,其实是一家公司的。两个人互相推几下,就结束了,下班了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 在你的少年时代,写诗,也打架。一个写诗的青年和一个打架的青年,形象反差还是挺大的。

  贾樟柯:其实一点不奇怪。我有一次开玩笑说,大哥都是文艺青年,感情丰富的人才能做大哥,他对人情特别懂,会处理问题,感情粗糙的人做不了大哥。

  “我在北京朋友很多,亲戚很少”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现在喜欢回乡参加红白喜事。什么时候开始,比较喜欢参加这些事情?

  贾樟柯:我们家在北京一个亲戚都没有。回了老家,一大家子,姨妈、表兄弟、堂兄弟、伯伯、舅舅,我确实很多年没有过这种家庭生活、家族生活、亲戚生活。小时候其实也挺不喜欢这种,觉得太闹了。现在我觉得挺好的,去给老人拜个寿,给小孩子过个满月喝杯酒,亲戚们聊聊天,挺舒服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这种变化是因为年龄?

  贾樟柯:也不一定是年龄,就觉得生活有缺失。我的录音师是北京人,我们俩一起工作,有时候他说,贾导我先走了,我表弟回来了、我的堂兄结婚了。我觉得很羡慕他,生活好丰富,我觉得我生活很单调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当年的发小,留在汾阳生活的人还多吗?

  贾樟柯:多。我们这个年龄的出来的不多,除非考大学,有很多考大学的都回去了。山西人不怎么爱出门。我们汾阳吃的好,大家都觉得家乡最好,所以很多人出来了还会回去。你到汾阳千万不能说汾阳不好,你只要说汾阳不好,一堆人会攻击你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在红白喜事的场合,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角色?可能有的人喜欢张罗事,有的人安静地吃。

  贾樟柯:我就喜欢聊天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不会把你当成一个名人。

  贾樟柯:你在家庭里面,朋友之间,没人把你当名人。那不就是贾樟柯吗?我小时候住在辘辘把街。老乡碰头时说,“这不是辘辘把街的贾樟柯吗?”直接把你小时候出生地给点出来了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当你拥有越来越多的名声、财富和资源。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吗?比如别人与你交往,更多的是出于某种目的性,而不是情谊本身。

  贾樟柯:没有。当然,现在找我办事比较多,但也是确实有事情要办。与人交往,如果这样子想,怎么去生活呢?反正我不会这么想。

  “人们讨论的问题,你会发现又回到了原点”

  中国新闻周刊:近些年,中国的哪些变化是你关注的?

  贾樟柯:我觉得是中国各行各业都是处在一个自嗨的舒适圈。从我做的行业来说,看到人们讨论的问题,你会发现又回到了原点。文化建设那么多年,没有进入到一个应该有的维度,还在原地打转。文化的消解力来自哪里?这毋庸置疑,大家都知道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哪些事情让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?

  贾樟柯:从电影角度来说, 艺术家跟商业的关系,商业是不是会吞噬一个艺术家?这个问题就这么多年还在讨论。其实很好回答,商业会吞噬一部分艺术家,同时也有一些艺术家是不会被商业吞噬的,它有什么好讨论的?

  中国新闻周刊:前段时间,你在演讲中提到,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往道德主义的氛围推进。

  贾樟柯:我觉得在80年代人们已经超越道德主义,过去人的私德问题跟人的权利,社会对它的理解还比较正确。法律承担法律层面的,道德承担的是道德层面。不会因为私德的事情,牵扯到一个人创作的权利,生存的权利。现在,像我们那些所谓劣迹艺人,永无翻身之地,他的私德会影响他的吃饭。没有创作权利,没得拍,也没得演了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还有哪些事情,加深了你这一判断?

  贾樟柯:比如说对文艺作品的道德要求。像《后来的我们》,你会发现观众自发的评论里面,都在道德主义层面讲这些电影,说三观不正,不能谈婚外恋,甚至觉得不应该存在,要群起而攻之。可是艺术就是探讨人性的弱点、情感的多样性、情感悖论。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很多电影小说是在讲乱伦、同性恋、婚外恋,它都是人类情感里面我们值得去理解的部分。如果按道德主义的标准,将这些话题变为一种禁忌,那就是降格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最近一两年,涌现了很多短视频平台,你会去上面看短视频吗?

  贾樟柯:我不怎么看,但我也发了三条抖音。我只发,其他不看,还没有时间。直播,我看过一段时间,现在也不看了。等忙过这段,看一看大家在玩什么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现在无论是县城还是城市,很多人都在看这些,似乎变成了人很重要的精神生活。你觉得这些新的事物对人有哪些变化?

  贾樟柯: 我觉得它不是那种颠覆性的改变,就是娱乐中间的一个信息传播,增添了一个渠道,一种模式而已。

  “年轻导演的作品其实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回响”

  中国新闻周刊:近几年,中国影视行业你最关注的变化是什么?

  贾樟柯:产量增大,年轻导演作品正在增加。创作上并没有太多新的情况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此前你提到想做艺术影院,现在做得怎么样了?

  贾樟柯:我们盖了一个六个厅的平遥电影宫,已经运营半年,目前还是在放院线片。平遥国际电影展也会在那举办。汾阳有一个三个厅的种子影院,11月会开业。明年在西安建一个影院,目前处在建设阶段。希望能够有一定数量之后,开始逐渐把它变成艺术影院,有统一的节目策划,统一的片源提供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当初你拍电影的时,受到了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很多关注。近几年,知识分子和媒体的话语权都在变小。现在的一个艺术片的导演的处境,和你早年面临的处境,有怎样的区别?

  贾樟柯:确实不太一样。过去我们的艺术电影会受到知识界的关注,现在新媒体时代,基本上是在影迷的包裹之中。他们会从电影的角度,来谈论一些电影。就是好看不好看?好玩不好玩?讨论那场景拍得很棒,那个蒙太奇做得很好。最后其实就很简单,有点像香港的好笑不好笑。不是有调查过吗?香港人评论电影第一关键词是搞笑不搞笑。

  但是一个电影,它远远不只是从电影到电影,它可能涉及的社会层面、精神层面很多东西。这些得不到充分的讨论和关注。电影既然负载文化,它没有那么简单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当前的艺术片导演,和你当年相比,他们的处境是更难了吗?

  贾樟柯:我觉得精神环境不是太好,资本环境比我们好很多。我们那个时候,连个创投都没有,你想当导演,真的不知道怎么当。确实是命运的偶然,突然你认识这个人,这人想投电影,给你点钱,你就拍了。现在最起码也有几千家电影公司,你可以去敲门。过去除了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,没了。你怎么去敲国营制片厂的门?进都进不去的。

  工业环境确实有很大的进步,但是从精神环境,我觉得年轻导演的作品其实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回响。这个回响不单单来自于影迷,它更来自于知识阶层。

  (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8年第36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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